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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冈志士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和影响

来源:未知 作者:王老师
发布于:2021-04-17 共7925字

  辛亥革命的意义论文第四篇:黄冈志士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和影响

  摘要:在孙中山领导和影响下爆发的辛亥革命,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黄冈志士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参加革命党,追随孙中山;抢占舆论阵地,为革命奔走呼号;积极运动新军,培植革命力量;参与、策划武装起义,革命军中冲锋陷阵。他们敢为人先的大智大勇、舍生忘死的侠肝义胆、永不懈怠的革命斗志、锐意进取的品质特性、疏财仗义的家国情怀,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后辈继承和发扬。

  关键词:辛亥革命; 黄冈志士; 作用; 影响;

  The Role and the Influence of Huanggang Revolutionists in the Revolution of 1911

  CHEN Tai-qi WANG Xiao-hua

  一、辛亥革命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

  19世纪初,当中国还处在封建社会晚期时,西方资本主义正迅猛发展起来,向外实行大规模的殖民主义扩张,古老的封建中国遇到空前严重的挑战,中华民族面临极其严重的生存危机。1840年至1842年,西方头号资本主义强国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大门,帝国主义列强从此纷至沓来,蜂拥而入,穷凶恶极地对中国发动一系列侵略战争,主要有1856年至1860年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84年至1885年法国侵略中国的战争,1894年至1895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通过这些侵略战争,他们不仅割占了大片中国领土,还攫取巨额战争赔款。史载,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00年庚子赔款,中国共损失白银十几亿两,而当时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仅8000万两。帝国主义列强还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享有各种特权,如在中国土地上划分“势力范围”、设立租界、驻扎军队,控制中国的通商口岸、交通要道和海关,操纵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左右中国的政治,损害中国主权,使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严重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惨祸迫在眉睫。

  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使清朝统治者变得更加贪婪、残暴。清政府在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面前,总是充当失败者的角色,战争的巨额耗费,以及战胜者勒索的巨额赔款,全部转嫁到穷苦百姓身上,而且是个难以填满的无底洞。同时大量洋货进入中国,刺激了封建地主阶级的消费需求,为了满足其穷奢极欲的享受欲望,他们千方百计加大对农民的剥削强度。如晚清的鄂东农村,自耕农、佃农和雇农占总人口的80%,即使正常年景,大多数农户也无法保证填满肚子,如遇灾年,百姓只有四处逃荒讨饭。此外,还有不断增加的各种赋税,主要有地丁、漕粮、南粮、租课、耗羡和常关税6种。这些赋税虽有定额,但在实际征收过程中常被变相加重。例如漕粮原为实物,后改为征收白银。因鸦片涌入,白银大量外流,而赔款、战费均需白银,造成银价急剧上涨,铜钱大幅贬值。农民出卖劳动力和农产品,所得多是铜钱,交纳田税和漕粮却要换成银两,结果收入大减,负担大增。

  在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和封建统治阶级残酷剥削的双重压迫下,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致大批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大量历史资料显示,中国人民经济上的贫困和政治上的不自由程度,是当时世界上所少见的。

  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晚清社会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极其尖锐化,必然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辛亥革命,就是在这些矛盾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在孙中山领导和影响下爆发的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一是推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给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封建势力以沉重打击;二是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政体;三是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鼓舞和激励着中国的先进分子为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而继续奋斗。

  二、黄冈志士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

  黄冈是辛亥革命重要策应地和人才聚居地,在武昌首义及整个辛亥革命运动中,黄冈人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在这场历史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地处中国中心位置,是长江中游重镇,不仅是清王朝统治的重心,也是帝国主义争夺的焦点,各种进步思潮与革命力量常在这里汇集。黄冈紧挨武汉,接受武汉的辐射和影响也就最大。

  武昌首义发生在紧挨黄冈的武汉,黄冈籍革命党人、新军将士及各界人士和人民群众踊跃参加。据《黄冈籍辛亥革命名人录》[1]等相关史料记载,以不同形式参加辛亥革命的黄冈籍人士就有200多人,其中以董必武、刘子通、李四光、余诚、汤化龙、田桐、居正等为代表的知名人士就有90多人,他们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参加革命党

  追随孙中山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正如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所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2]。

  为了推翻反动腐朽的清王朝,孙中山于1905年8月,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第一批宣誓入盟的会员,即同盟会的创始人,仅有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70多人,其中就有9位来自黄冈,分别是田桐、余诚、李四光、刘子通、涂宗武、叶佩薰、许伟、匡一、李叶乾[1]3。

  同盟会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它的成立,开启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进程。曾担任东京留学生会会长及湖北留学生会会长的罗田人匡一,当选为同盟会内务总长,是同盟会初期重要领导人之一。蕲春人田桐则被推选为同盟会评议部议员,不久被黄兴推荐为书记部书记。就在同盟会成立的第二天,田桐将他邀宋教仁等共同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移交给同盟会总部,改名《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在东京出版。麻城人余诚深得孙中山信任,被指定主持湖北盟务,不久即担任同盟会湖北分会会长。到1907年,鄂东籍同盟会会员已有35人之多。当时全国会员不足1000人,湖北全省103人,鄂东籍会员占全省1/3以上[3]。在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实行独裁统治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毅然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1914年,田桐协助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并于1915年出任中华革命军湖北总司令,起兵讨袁。

  (二)抢占舆论阵地

  为革命奔走呼号 报刊宣传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一直受到黄冈革命党人的高度重视。他们把报刊出版作为直接参与揭露反动统治阶级并与其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手段和工具,奋力抢占舆论阵地,掌握话语权,为革命奔走呼号,不愧为当时舆论的健将和时代的鼓手。孙中山在谈到辛亥革命成功原因时,曾高度赞扬利用报纸杂志进行舆论宣传的巨大作用。他在1912年4月的《致武汉报界联合会函》中说:“此次民国成立,舆论之势与军队之势力相辅而行,故曾不数月,遂竞全功。”[4]

  张之洞的文教兴革,造就了大批黄冈报人,使鄂东成为中国的报人之乡。据不完全统计,在当时的125种革命报刊中,约有30种为鄂东籍报人主创。其中着名的71种革命报刊中,属鄂东人创办或任主笔的至少有11种。在整个晚清民国报界前贤中,属鄂东籍的大报人、名主笔、名记者达200多人,不仅在湖北地级行政区中遥遥领先,即使同江浙、广东等盛产大报人、名记者的地区相比,也毫不逊色[5]。

  黄冈报人普遍接受过新式教育,大多有留学日本、欧美的经历,他们利用报刊作为宣传共和、立宪和推翻清朝的工具和利器,笔锋所向,虎啸龙吟,具有极强的战斗性和号召力。

  (三)积极运动新军

  培植革命力量 张之洞湖北新政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创建新军。招募的士兵“体质强壮、略无疾病”,而且“能识字、写字,并略通文理”,故士兵都有一定文化。军官均由经过重新学习的原任军官或留学生和武备学堂毕业生充任,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同时采用现代武器装备军队,编制训练则采用德国、日本等国方式。1904年清廷诏令废除科举制度,鄂东一批有文化、有抱负的优秀青年纷纷进入湖北新军,如熊十力、黄楚楠、张沛霖、杜武库、潘康时、喻血轮等。

  具有远见卓识的黄冈革命党人深知,湖北新军是一支能为革命所用的重要武装力量,便用他们特有的方式积极运动新军。一是动员和组织革命党骨干成员和青年学生投入新军,在军中四处串连,发展成员,壮大革命组织。如同盟会早期会员查光佛,1908年从日本回国后即投入武昌新军当兵,在军中发展了一批同盟会员,这些人后来大都成为武昌首义骨干。日知会骨干成员李长庚加入新军后,利用所担任的工程营书记长一职,积极进行反清革命活动。二是在军中组建革命社团。担任新军下士团教官的潘康时,联络一批革命骨干,在军中组织群治学社,社员达600人,借讲学之名行反清之实。熊十力则在武昌联合军学两界有识之士,成立黄冈军学界讲习所,为反清革命团体日知会的外围组织。三是展开宣传攻势。吴贡三、殷子衡大量翻印《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等革命书籍。吴贡三还将黄梅人石介《孔子之心肝》一文,扩充为《孔孟心肝》,借孔孟学说,宣传民贵君轻思想,论证民族大义,阐扬共和政体,煽起排满情绪。这些书籍都由他俩在黄冈创办的鸠译书社大量翻印,然后送至武汉,在军中广为散发。黄梅人宛思演在汉口创办的《汉口商务报》《大江报》被称为“革命先锋”,在鄂士兵人手一册,影响至深。

  黄冈革命党人的这些做法,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许多新军官兵在关键时刻“殷前倒戈”,调转枪头指向腐败的清王朝。怪不得许多了解当时内幕的人,竟发出这样的感慨:故武昌首义,易如反掌!

  (四)参与、策划武装起义

  革命军中冲锋陷阵 武装起事,始终是辛亥革命的主要手段。在“烽烟滚滚血横流”的武昌首义,及其他一系列刀光剑影的残酷战斗中,黄冈革命志士采用各种方式,直接组织发起,或间接参与谋划,发挥了重要作用。居正、田桐均表现出色。特别是武昌首义爆发时,在起义军队伍中,有很大一批黄冈人参加了攻占武昌城的战斗。在随后的一系列战斗中,大批黄冈籍将士,在革命军中冲锋陷阵,勇打头阵,付出了重大牺牲,作出了重要贡献。如武昌首义主要领导人之一的罗田人张振武,在起义成功后成立的湖北军政府中,被推举担任负责指挥作战的军事部长,但他主动让贤,担任副部长。在汉阳失守后,部长孙武因故不能视事,张振武以副部长之职履行部长之责,亲临前线督师,尽管炮弹如雨,他全然不顾,与军民一道,死守武昌,终于转危为安。武昌首义爆发第二天出狱的詹大悲,被鄂省军政府委任为汉口军政分府主任,协助张景良指挥汉口保卫战。在张临阵通敌的关键时刻,詹大悲当机立断,将张处决,使革命军减少损失。

  三、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黄冈一批辛亥革命仁人志士,在时代的大潮中,演绎着他们跌宕起伏的精彩人生,为中华民族的觉醒,时代的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振兴黄冈的征途中,仍在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这些宝贵精神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敢为人先的大智大勇

  武昌首义爆发后因群龙无首,军事指挥一时混乱不堪,城中百姓惊恐万状,心神不安。时任湖北新军第21混成协(相当于旅)统领(相当于旅长)的黎元洪,虽然在新军中有一定威望,却不愿参加革命,有的士兵便拔刀相逼。在此关键时刻,工程第八营士兵李西屏(又名李翊东,今黄州区南湖李家寨人)建议黎元洪到湖北省咨议局就任。于是众人一呼而上,将黎拥至咨议局楼上,呼举为鄂省军政府都督,但黎坚不承认。于是李西屏便拿出自己花了一夜时间写就的安民布告,要黎元洪在都督衔下空白处签字,他却死活不肯执笔,口里连声说道:“莫害我,莫害我!”见此情形,李西屏举枪怒吼道:“别不识抬举!”见此情景,黎瑟缩一团,默不作声,李西屏便提起笔来,在布告上代书一个“黎”字[6],转身对黎元洪说:“我代签了,你还否认不成!”于是这天下午,武昌城里到处张贴着军政府的安民告示。因为布告强烈地表达出对清王朝反动统治的深恶痛绝,提出了建立中华民国的响亮口号,这在当时是破天荒的大事,没有敢为人先的大智大勇,是很难做到的。就是李西屏代书的这个“黎”字,把不愿革命的黎元洪推到都督的位置,符合军心民意,稳住了局势。

  武昌首义爆发后,黄州率先行动,是全省乃至全国最早响应的州府。就在武昌起义的第二天,同革命党人早有联系的黄州巡防营士兵即乘机活动。10月13日,士兵们涌入府衙,焚烧标暑。为了光复黄州,参加武昌首义的黄冈籍革命党人黄楚楠等8人临危受命,于15日从武昌赶到黄州,受到热烈欢迎,黄州知府和巡防营统领弃城而逃。17日,黄楚南在黄州宣布成立鄂东军政支部,黄州八属,传檄而定。黄州府及鄂东各县的光复,对拱卫武汉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舍生忘死的侠肝义胆

  革命,意味着人头落地,流血牺牲。只有不爱钱,不惜命,才能肩负革命重任,才敢于冲锋陷阵。黄冈革命志士置生死于度外,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英勇献身。

  在起义指挥部任政治筹备员的黄梅人梅宝玑,在攻打武昌城的战斗中,带领几名新军士兵,从阴沟爬进城里,击毙守城清军后夺取大炮,调转炮口轰击清军,使清军惨败。在这场血与火的战斗中,他赴汤蹈火,冲锋在前,不怕牺牲,深受黎元洪器重,成为其得力助手。在1912年(民国元年)“双十节”庆祝大会上,黎元洪将其亲笔题写的“不爱钱、不惜命”匾额,授予梅宝玑(此匾后来一直挂在梅家老屋,文革中被毁)。

  参加辛亥革命的黄冈革命志士,一般家庭状况较好,基本上衣食无忧,他们参加革命并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心中的革命理想,不爱钱、不惜命是他们的血性。

  1904年冬,21岁的王汉(浠水人)得知清政府与八国联军议订和约、丧权辱国一事后,悲愤不已。于是留下“若使断头成永诀,愿卿含笑贺孤魂”的绝命诗,告别新婚妻子,慷慨出走,奔赴河南安阳,刺杀反动透顶的清廷户部侍郎兼陆军大臣铁良。在安阳某地,王汉瞅准时机向铁良乘坐的轿子连开三枪,可惜均未击中。在清朝军警的围追堵截下,王汉自知难以逃脱,遂开枪自杀,但未致命,是于纵身一跳,投入路旁的一口深井中,时年22岁。

  蔡德辰(蕲春人),因坚决反袁而被袁世凯下令枪杀。刑前,蔡对前来送别的群众慷慨陈词,最后说道:“我为同胞自由幸福而死,复何憾!诸君若以我死得其所,请为我叫一声‘诺’。”于是,群众“诺”声雷动。蔡德辰在诺声中含笑英勇就义,年仅19岁!

  以湖北军政府军务部人事科长之职,率部参加阳夏保卫战的方策(团风县人),在清军强攻汉口大智门火车站时,率领革命军冲出火车站,逼近清军后进行肉搏战,他手起刀落,血刃清兵数十人,直至壮烈牺牲[7]。

  (三)永不懈怠的革命斗志

  辛亥革命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的一次最重要的革命,随着历史的发展,他们中有的人后来跟不上形势,渐渐落伍掉队,但一些黄冈籍先进知识分子,从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着手,继续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特别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主义,于是他们努力学习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者。董必武就是这样一位由同盟会员华丽转身,成为中共创始人的革命家。

  “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的惨痛教训,使董必武逐步认识到,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挑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担,中国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他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书籍的阅读与学习,完成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者向共产主义者的思想转变,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为创建新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同盟会创始人之一的刘子通,也是从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武昌起义爆发后,他曾与黄楚楠等8人一道,回黄州招抚。黄州光复后,出任鄂东军政支部政务科长,因革命成果被袁世凯篡夺而弃政从教。后与董必武、陈潭秋、恽代英等人结识,受其影响,开始系统研读马列着作,于1920年8月参加武昌共产主义小组,并于1921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建党前入党的50多名党员之一。以后以教书为掩护,传播新文化,宣传新思想,发展党员,从事革命活动,是中共早期着名的宣传家,故有“南陈”(陈独秀)、“北李”(李大钊)、“中刘”(刘子通)之说,1924年3月因病逝世,在1945年6月召开的中共七大上,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在辛亥革命中以笔作刀枪,向反动势力猛烈攻击的詹大悲,后成为中共早期秘密党员,长期以国民党左派身份,与贪横军阀、腐败官僚、恶劣豪绅,以及外国侵略势力和一切阻碍革命进程、障害未来文明的封建遗毒“作殊死战斗”,从不退让、懈怠,直到1927年12月17日与其战友李汉俊(中共创始人之一)一道,被反动军阀胡宗铎逮捕,惨遭杀害,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

  (四)镱意进取的品质特性

  锐意进取是黄冈革命志士的品质特性。他们中的一些人没有因为辛亥革命的失败而看破红尘,消极遁世,而是根据自己的特长,潜心治学,成为着名的科技精英或国学大师。

  曾被清廷授予“工科进士”的同盟会会员李四光,武昌首义后当选为鄂府实业部长,不久即辞官赴英国留学专攻地质。学成归来后长期在北大任教和从事地质力学研究工作,成就蜚声中外。新中国成立后,正在英国伦敦出席国际地质年会的李四光,排除一切艰难险阻,回到祖国。这位在地质领域奋斗终生的科学巨匠,不仅为我国甩掉“贫油”帽子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同时也为我国原子弹和氢弹研究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还为中国地震事业做出了开创性的重要贡献。

  王葆心在辛亥革命失败后,继续从事他擅长的方志编纂和方志学研究工作,先后担任民国政府教育部总纂兼北京大学教授、湖北国学馆馆长、湖北通志馆总纂、罗田县志馆馆长,成为我国着名的方志学大家,被董必武赞誉为“楚国以为宝”。熊十力在辛亥革命失败后,自觉“党人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慨然弃政研读儒佛。在没有受过正规的旧式和新式学校教育的情况下,“以异乎寻常的苦学精思,自循中国哲学启蒙的特殊道路”,终成现代新儒学派开山者。黄侃也是在辛亥革命后退出政界,潜心学术,“一心为国故招魂”,在声韵学、训诂学、文字学、经学、史学等诸多领域,承传创造,卓有建树,成为“章黄学派”创始人之一,其学术贡献与治学精神,光昭千秋[8]。

  (五)疏财仗义的家国情怀

  出于对辛亥革命失败后军阀混战乱局的愤慨,以及对继任者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彻底失望,一些辛亥革命志士虽然离开了革命队伍,但他们心中的革命理想并未泯灭,在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总是以各种不同方式,同情和支持革命事业。特别是那些家庭比较殷实,或是在商海沉浮中挖得第一桶金的成功者,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国家兴亡的关键时刻,植根于血液中的家国情怀总能迸发出来,他们往往疏财仗义,挺身而出,表现为一种自觉的爱国热忱和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

  辛亥革命失败后曾策动军队反袁,但屡起屡败,后办实业,曾任湖北省公矿局局长的潘康时,1937年抗战爆发后,多方筹资,鼎力协助共产党人陶铸主办汤池训练班,并讲授军事课程,培养抗日干部。武汉沦陷后,潘回乡养病,仍不断赞助李先念新四军五师的抗日游击活动,直到1942年12月病逝。

  南京讲武堂毕业后投入湖北新军,参加武昌首义的纪振纲(英山人),1917年投资40万元(银元)在江苏金坛购地15000余亩,创办茅麓农业场,雇工百余人,种植茶叶、林木、粮食。1928年从德国购回柴油机、发电机、抽水机、揉茶机等先进设备,增办畜牧场、米面加工厂、罐头厂等,职工增加到千余人。1938年冬,陈毅、粟裕开辟的新四军茅山抗日根据地,给养发生严重困难,纪振纲立即为其募捐棉衣3000套,捐赠银元5000元,使新四军顺利过冬。1940年元月,也就是江南新四军最艰难时期,纪振纲将茅麓公司护卫队200多支步枪、20多挺轻重机枪、一门迫击炮和弹药,以及218名队员全部交给陈毅,改编成一个连,加入新四军。同时将储存在上海的大批茶叶卖掉,组织人员专制治痧症的“福星散”,又购买大批物资,送到新四军,支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纪振纲虽然看到了抗战的胜利,但遗憾的是他没等到新中国的诞生,于1946年6月19日在上海病逝,人民不会忘记这位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后半生又为抗日战争作出重大贡献的爱国资本家。

  参考文献

  [1] 政协黄冈市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黄冈籍辛亥革命名人录[Z].鄂黄地图内字[2001]第50号.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27.

  [3]中共黄冈市委党史办公室.中共黄冈历史——党员干部读本[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188.

  [4]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二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336.

  [5]方正.鄂东报人与辛亥革命[J].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18(2):63-67.

  [6] 政协湖北省委员会.辛亥首义回忆录:第四辑[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34.

  [7] 秦龙志.星灿河汉——黄冈历史人物大观[Z].鄂黄内图字2016年第A09号:181.

  [8]王楚平.一代宗师——在中国历史上开宗立派黄冈人物传略[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19:86-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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